Diary: 20240528

最近跟不同朋友聊起一個困境，多少是因為對因為青島東路的集會頗有感觸，十年過去，困境還是困境，我想那不止是台灣的困境，而是不少國家的困境，從一個做議題切入觀點的編輯視角去談這個問題。​

每一個 NGO 都有他們各自倡議議題的不同優先序，一個優先處理統獨，那一個優先處理國內環境，另一個優先處理特定地方議題（從中再分出數十個以上的團體），遠處的一個優先處理性別，還有一個優先處理人權與轉型正義，這一個則優先處理司法改革，那一個則優先處理居住正義，以及最遠的那個優先處理原住民處境，還有一個優先處理媒體亂象，每一個浮起來的議題對不同的 NGO/NPO 來說都像是一個個已經溺水很久的人，他們各自都有想要先救上來的人，但是還是必須要有優先序。​

有些人被丟在一旁，沒被救到，從此之後恨了那個能救他們的人超過八年；有些則是有旁人想救，但發現幫了一手，對方卻像充滿刺一樣地扎人，你可能不知道對方到底受過多少創傷；就是在這樣的街頭現場，無論是實體陸上還是空中，眾聲喧嘩，很難找出一個理路一一去整理這些，甚至有些 NGO 出言不遜，溝通開始困難，但對於媒體工作者來說，這題放在內心很久，我認為這實在是過於困難的問題，每個議題的倡議者都有框架，怎麼理解自己身處框架而又能不被框架綁架，像我說的這樣如此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