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慮的亡國感:一種班雅明式解讀的可能

本文試圖從失去、憂鬱與台灣語境下的「亡國感」作為切入點,嘗試以班雅明的憂鬱與其美感政治學,置其於上述脈絡中,一探「亡國感」除了作為選舉的訴求以及國之將亡的危機以外,它在我們的精神領域與政治實踐的層次,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更重要的意義?

一、前言:探索亡國感的另一個剖面

香港網路媒體《端傳媒》刊出〈2020台灣大選:亡國感的戰爭〉深度專題,[1]報導根據網路聲量回溯「亡國感」一詞的起源,2019年3月下旬,高雄市長韓國瑜赴香港與澳門拜會中聯辦官員一事作為開端。自此之後,「亡國感」開始從台灣批踢踢(PTT)討論版上蔓延至其他社群媒體與新聞報導的縫隙裡。什麼是「亡國感」?《亡國感的逆襲》一書的前言大致說出了它的輪廓:

因為中國因素,有了亡國的感覺。因為還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既不是亡國「論」,也不是亡國「主義」,而是國之將亡的感覺。
(失敗者聯盟、春山出版編輯部編,2019,頁7)

對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台灣整體政治情勢來說,中國因素始終是最主要的外來威脅,但「亡國感」似乎是這一年來才猛然被大量使用的詞彙,因此,我們把時間軸拓寬到整個2019年,甚至可從回顧2018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結果作為關鍵的轉折點。

2018年11月24日的台灣地方大選,執政黨民進黨慘敗。2019年1月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慶祝大會上提出五項對台重點,並且重申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2019年3月29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前往香港與澳門拜訪中聯辦官員。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送中條例運動。2020年1月初,台灣舉辦總統立委大選,投票結果顯示民進黨再次鞏固全面執政的地位。陳列以上事件的線性爬梳,顯然「亡國感」的形成絕非偶然。在2019年間接連所發生的政治事件裡,台灣透過香港的抗爭現況見證中國政權的極權暴力與壓迫力量;另外,更為直接的,甫上任的直轄市長(且不久之後被提名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主動與中聯辦官員會面接觸,種種與中國政權產生緊密連結的網絡一一浮現,危機實然已離台灣愈來愈近。

誠如《亡國感的逆襲》的前言所述,「亡國感」的獨特處在於它既不是一種思想體系,也不是一套邏輯縝密的論述系統,它是一種難以完整透過語言描述的「感覺」,是彷彿失去國家的感覺,而往往提到「感覺」,並未是發生於現實世界的實質事件。感覺往往是經由身體中介的,「亡國感」作為一種政治與美感(身體)上的結合,學者宋承恩說,「台灣的『亡國感』不是指主權實體的實質覆滅,而是一種望向終局末日的眼光(失敗者聯盟、春山出版編輯部編,2019,頁104)」,也就是人們面對台灣主體可能消逝或被併吞所產生的焦慮與憂鬱。本文試圖從失去、憂鬱與台灣語境下的「亡國感」作為切入點,嘗試以班雅明的憂鬱與其美感政治學,置其於上述脈絡中,一探「亡國感」除了作為選舉的訴求以及國之將亡的危機以外,它在我們的精神領域與政治實踐的層次,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更重要的意義?

Susan Sontag曾以土星氣質(憂鬱)的形象描述班雅明:

他是法國人口中所謂憂傷(un triste)的人。年少時的他被肖勒姆描述為帶著「深沉的哀傷」(a profound sadness)。他認為自己是個憂鬱症(melancholic)患者,但鄙視現代心理學的標籤,而改用傳統占星學的說法來形容自己:「我在土星的支座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出生。這是一個公轉速度最為緩慢、遲滯、偏離正常軌道到的一個行星。」
(廖思逸、姚君偉、陳耀成譯/Sontag,2007/2012,頁148–149)

憂鬱與哀悼的氛圍在班雅明各領域的評論書寫之中隨處可見,與星座(constellations)概念、碎片、歷史廢墟之中窺見彌賽亞救贖的思想具有等同重要的地位。班雅明自認是一個「土星座下」的人,憂鬱的個性支撐了他自身,變成了他的主體特質。他在《德國哀悼劇的起源》裡分析受土星支配下的人(劇中角色)會顯得「冷淡、猶豫不決、遲緩。」

從班雅明當時的生活背景與歷史境況,回望他書寫下所熱中的細碎且難以透過分裂的事物,寓言式的、陰鬱、陰晴不定的用字始終是他最具代表的特色。當憂鬱成為書寫的背景,它彷彿在班雅明的眼前自動戴上了一副帶有藍色濾鏡的眼鏡。在他涉及不同領域的書寫與評論之中,都能望見面對過往事物消逝的境況下,他看見了普遍大部分常人都看不見的一股能被拯救力量,從這裂痕的縫隙之中蘊然而生。

「幸福」這個觀念始終包含著「救贖」(Erlösung)的觀念,至於「過往」(Vergangenheit)這個賦予歷史重要性的概念也是如此。「過往」含有一個暗藏的索引,而這份索引也讓「過往」注意到「救贖」。掠過我們身旁的那陣微風,從前不也曾吹拂著前人?在我們所聽到的聲音裡,難道沒有前人的回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過去的世代和我們這個世代之間便已存在一個秘密的約定,所以,我們來到人世間是在前人的期待之中,而我們也跟所有的前人一樣,都被賦予微弱的、「過往」所要求的救贖力量。……
(莊仲黎譯/Benjamin,2019,頁215)

班雅明深信回溯過往能夠引領注意到「過往」的人們帶來彌賽亞的救贖,而這個「過往」就是「歷史」。對班雅明來說,「過往」不是純粹的概念。他引述了普遍人均有可能有過的日常生活經驗作為「過往」的例子,比如微風的吹拂、聲音的徘徊流轉、曾經追求的女性與姐妹……等,把概念與身體經驗緊緊扣連在一起,使接觸班雅明書寫的讀者們不會只是接收修辭般的語言描繪,反之,是輕輕觸撫著班雅明筆下的經驗,讓不同詮釋的個體在班雅明所打造的書寫迷宮中,敲打出個殊性的理解出口。

然而,不僅只是個殊性的出口,班雅明對帶有憂鬱個性的歷史觀其實也是普遍性的。這種個殊性與普遍性變成一體兩面的結合型態,可以從他對「微型化」的著迷窺知一二,瑞士德語作家Robert Walser的文學作品即是班雅明極致推崇的對象之一。1930年代,Walser受精神疾病所苦,自主進入療養院休養。在他住進療養院期間,他書寫的創作方式透過鉛筆手寫,並且手寫下的德國花體字母極其微小,每個字母幾乎不到一毫米的大小。

對班雅明來說,正是這樣的微型化概念讓他更加著迷。班雅明生前的願望除了想寫下一本完全以他人著作引文所拼貼而成的書以外,另外一個願望則是希望能在一張紙上硬塞下一百行字句。這似乎與William Blake的名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意義上有異曲同工之妙。明明原是一個推展至普遍性的、整體性事物,卻同時被硬塞到一個渺小無比的物件之中。碎片(部分)與整體再次破鏡重圓,也讓原本部分歸部分的意義,整體歸整體的意義必須拆解重構,一對一的指涉無法在班雅明的眼光下正當化,萬物之間硬碰硬的變化如在外太空中隕石偶然撞擊另一個隕石的過程,它們又各自裂解成更多歧義難以同一詮釋的事物。

此外,在〈說故事的人〉一文中,班雅明批判當時報業提供新聞報導的速食文化,取代了長久以來人們透過口述說故事與往後長篇小說的書寫的習慣。班雅明十分重視說故事的方式與傳統,並且對報紙新聞報導改變人類接收敘事的方式感到擔憂。經過八十多年後,班雅明此一批判,在現今歷經資訊革命後的時代下反而成為已被反覆驗證的預言。如今,大眾媒體幾乎全面成為資產階級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時代下的宣傳工具;現今媒體傳播的資訊真實性儘管未經過查證,卻仍會受到尊重與採納,也就是謬誤資訊產製的基礎源頭。不同類型媒體成為傳播意識形態的關鍵角色,顯然二十世紀初期的班雅明很早就看見了徵兆,並且,他深深地相信,新聞的價值不過是依附在當下所發生的「此時此刻」,即時性才得以讓新聞有所意義;與之截然不同的是,班雅明筆下的「故事」則不會隨著時間的洗刷而失去其重要的精髓。換言之,這種故事是以一種「寓言」形式在人際之間以口述形式到書寫形式之間傳散。

乍看之下,一般大眾或許會直接解讀班雅明主要著重在對正在消逝的美好事物的懷舊,如〈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後簡稱作〈機械複製〉)裡的「靈光」(aura)消逝與〈說故事的人〉中對長篇小說與口述故事傳統,逐漸被即時新聞資訊取代而消無的喟嘆。不過,如果詳細照著班雅明書寫的文脈精讀,他對前後兩者的評價實然仍有所差異。〈機械複製〉一文中之所以使用「靈光」的概念,主要為了強調在觀看者的眼中傳統藝術作品(例如繪畫)的獨一無二性、真跡性與此時此地性,這會促使觀看者與傳統藝術作品之間形塑出一種審美上的心理距離(psychical distance)。當藝術作品可以透過機械大量複製時,如原文中主要所指的「電影」,除了靈光消逝以外,班雅明其實更想要強調的是,受到技術歷史的變革,「人類的感官知覺方式也會隨著藝術作品整體存在方式的改變而產生變化。」因為「靈光」的存在有無,純然取決於人類的感官知覺,而非藝術作品本身。是故,當我們只是在談論「靈光」有無的意義之前,我們應該要把討論的焦點復返到人類身體感官上的知覺基礎改變。

不過在此,我先姑且先暫擱「靈光」的內涵探索,這並非本文主要依循的重點。我之所以把班雅明這兩篇同一年份的文章並置討論,其實討論的重心在於,我們絕不能以系統性或一致性的方式解讀班雅明的評論。誠如我在本小節一開始所說,班雅明並不喜歡過度僵化的語言詮釋方法,顯而易見的,「碎片化」、「星座」概念的意義實然透過班雅明自身的書寫實踐直接體現出來。他在〈歷史哲學論綱〉當中便把時間空間化,並以萊布尼茲的「單子」概念詳述了自己對線性歷史的拒斥,提出他個人對非線性歷史的獨特觀點:

人類的思考不僅包含著思維的活動,還包含著思維的中止。當思維在一個充斥著緊張關係的情況裡乍然停止時,就會讓這個情況受到震驚,思維便因此而結晶為「單子」。歷史唯物主義者只有把歷史的題材當作「單子」時,才會著手處理它們。在這樣的結構裡,他們已清楚地看到歷史事件所表明的具有彌賽亞救贖意義的發生中止,也就是在人們為被迫害的過往而發動的戰鬥裡,所存在的革命的勝算。他們察覺出這個革命的勝算,以便從同一性質的歷史過程當中,強力地抽離出某個時代,並從該時代裡,強力地抽離出某種畢生從事的工作,然後再從人們畢生從事的工作裡,強力地抽離出某種作品。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獲得了這樣的成果:人們畢生的工作已在某種工作裡,既被保存也被揚棄;某個時代已在人們畢生的工作裡,還有,整個歷史過程已在某個時代裡,既被保存也被揚棄。歷史唯物主義者在歷史方面的領會所結出的那些營養的果實,雖然裡面包含了珍貴的種子,但這些種子卻毫無滋味可言。(莊仲黎譯/Benjamin,2019,頁227–228)

將歷史凍結,並且從一個偌大無比的空間當中一一揀選出歷史唯物主義者的目標物,這種概念的具象化體現,宛如進入一趟徜徉於圖書館的漫遊之旅,從書架上取出其中的書本,翻閱一紙一紙書頁 — — 如時間的靜止物。班雅明曾以自己作為藏書愛好者的身份,寫下書籍、藏書者、文化、歷史之間的隱微又特殊的關係。收藏者的存在,正是呼應上述引文裡提到的研究方法,以收藏家的慧黠之眼擷取同質歷史裡輕易被忽視的細微碎片,這些碎片本身既是惆悵之物,卻也同時具有拯救的可能。

「亡國感」是否也能說是即將邁向某一歷史終結之前的焦慮表現?〈歷史哲學論綱〉(又稱〈歷史的概念〉)一文的完成時間是1940年,也正是班雅明從法國逃往西班牙邊境的一年。以班雅明所身處的歷史脈絡來說,對他而言,「亡國感」在他身處一戰與二戰交際的時代裡無所不在。更何況,他身為德國猶太人,面對納粹德國的持續進逼,詳述他的「亡國感」不會是純粹對德國的擔憂,而是一整個德國猶太種族將全面亡佚的極權威脅。與現今台灣的「亡國感」對比之下,後者顯得小兒科許多,因為後者的強化主要透過傳播媒介大量散布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形塑而成,最後才經過身體感官上的知覺形成一種離我們將近的「亡國感」。

這些重大的政治災難,不管是戰爭或社會運動,從建構論述到實質影響社會的變化,「亡國感」是一種將情緒轉換為行動的重要原動力。換言之,國之將亡的(危機)感覺不再只停留於純粹感官的基礎層面上,它是一種將情緒或感覺轉換為具體行動或作為的驅力,並且從個體透過不同的傳播管道擴散到集體之中,而逐漸形成難以直接言說的「共感」,一種許多人都能共同感受到的「亡國感」。

黃涵榆在〈哀悼政治:亡國感的知識系譜〉一文中認為,亡國感的哀悼政治其實是一種對普遍生命情境的關照與回應。雖然在班雅明的書寫裡,這種憂鬱、哀悼乃至延伸到當代「亡國感」的語境中,我認為班雅明所書寫的這些對於物、語言與哲思之間的意義,這些意義實質上全都回歸到他個人身上。也就是說,這種思想面向上的救贖均屬個體層次意識上的領悟,因此,我認為班雅明透過他個人體驗所體悟到的思想結晶,終究仍屬於他個人的。以星座的概念而論,白話來說,如果每個人都並非站在地球上,而是散佈於太空的某一個視角,大家在夜空中所看見的星群,不全然均會選擇同一顆星以作為自己個人的出發點。遑論撇除既定的星座不提,每個個體在星空中透過不同星星所勾勒出的圖形也不會完全相同。

英國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在《重返美麗新世界》的前言提到,他最討厭的事物莫過於純然留下悔恨或遺憾的情緒,徒留情緒而面對經驗世界卻毫無任何作為或採取其他行動使其改變的表現。我認為,班雅明最大的貢獻是他能夠把常人所認為的負面感受如憂鬱、哀悼的情緒層次,拉高到成為實際作為改變人類經驗世界的內在驅動力,而非停留於純粹淡然的憂鬱情緒。這股通常不被一般人看作內在的驅動力,與在當今一味強調正能量的情境對比下,看似更顯得格格不入。此時,班雅明則是透過猶太卡巴拉教派的觀點,並綜合他的視角告訴著正翻閱他著作的讀者們,救世主的光芒存在於歷史廢墟裡每一塊碎片之中。

本文撰寫期間正逢台灣總統大選結束,看似目前對「亡國感」的焦慮可以暫時畫上休止符,不過,若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其實「亡國感」對應到兩個不同意識形態體系之中有完全不同的解讀。在第一節當中,本文所指涉的「亡國感」是以台灣為主體的視角;而另一種「亡國感」,則是以「中華民國」為主體的視角,這裡的「中華民國」便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角逐的「一個中國」框架下觀點。本文一開始僅從以台灣為主體的亡國感視角出發,而在大選結束後,我卻發現另一種亡國感 — — 中華民國視角下的亡國感。有趣的是,後者之呈現多反映在世代之間對政治意識形態上的爭執問題。比如,許多匿名網友在臉書粉絲專頁「韓粉父母無助會」中,寫下自身與父母在選舉前後面對政治立場價值對立的家庭情感問題。[2]姑且先不論這些匿名文章的真實性是否足以採信,這些文章再一次凸顯出自2014年太陽花學運以來便已存在的世代政治價值之爭。世代之間對何謂「亡國感」的各自表述,也呈現不同意識形態與感受整合之後的明顯分歧。

為什麼這種分歧持續至今才日漸受到重視?江昺崙(2020年1月6日)認為,「後蔣經國時代」(幾近1987年解嚴之後)之所以維持長達三十餘年,台灣的威權幽靈仍徘徊於其上空,原因在於這三十年間主流社會並未真正面對歷史遺緒與轉型正義的問題。同時,三十年之間的空窗期也導致不同世代之間對台灣歷史、美學(廣義而言,也包含了對外社會變遷的「感受」程度與理解的問題)、主權及自由的概念認知有所落差,不同世代對其「層級式的規範」的重視與理解也有所不同。是故,當「發大財」遇上「維護台灣主權」,體現出台灣不同世代之間對同一社會的感官認知上的斷裂。

那麼,藉由「亡國感」與班雅明的思路,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全新的啟示或值得反思之處?從本次總統大選的最終結果,實然看出「亡國感」的存在變成一種促成直接行動的危機意識,換句話說,我認爲「亡國感」未必只出現於往後選舉投票的單純策略(若回溯第一次「亡國感」作為選舉策略,其實可以回到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新黨候選人趙少康的「中華民國滅亡說」),它將可能成為眾人共同集結合作的動力,如黃涵榆所言:「將其視之為於失去、現實和歷史的回應,重建自我與他者、過去、現在未來的關聯,具有開放性和普遍性的意義(失敗者聯盟、春山出版編輯部編,2019,頁156)」。從班雅明偏向個殊理解的歷史廢墟,到個體重新集結為集體普遍的亡國感,我們若能避免過於極端化的國族主義(如現今中國的愛國主義),並能從中意識到「感受」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重要性同時影響到政治層面時,那麼「亡國感」與台灣的相互關係,或許將成為協助台灣步向國家正常化的其中一條道路。儘管路遙且漫,卻毋寧是重新思索「我們的根本價值是什麼?」此一對話上的可能。

[1] 專題完整內容詳見
https://theinitium.com/project/20191209-taiwan-2020-election/

[2] 可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Home-Improvement/韓粉無助父母會-472562896881945/

代號 CY,文字工人,副業是手寫視覺,研究處理身體、STS與科技哲學,書寫常涉及電影與音樂等各種媒介。文章發表散見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相關合作請寄cy.handwrit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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